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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一直在原地等候

时间:2019-02-10 来源:admin 点击:

  13岁那年的夏天,我认识了皮肤白白的、总是有很多笑话的小男生朱雷。当时,我因为瘦而显得格外娇小。第一次见面,朱雷就开玩笑说:“这是谁家的妹妹啊?”13岁的小女孩因为这一句话而多了一份心思:自己是妹妹,那谁是哥哥呢?
  
  一次,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谈理想时,我说长大了想去卖冰棍。其他小朋友都笑我:“你居然去卖冰棍,没出息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了,而朱雷则说:“我也是,我长大了也要卖冰棍!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”我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温暖,这个小男生给了自己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。看着朱雷盈满阳光的笑脸,我暗忖:他就是我哥哥。
  
  “哥哥”一直陪着我走过了5个寒暑。1989年,我18岁了,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,朱雷也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。我和朱雷的初恋,也就在那个书声朗朗的地方开始了。
  
  我们像所有的学生恋人一样每天拉着手去自习,去图书馆,去食堂。吃完饭之后,他抢着洗饭盒。我看到大部分的恋人都是女孩子洗饭盒,有一天我就对朱雷说:“雷雷,这是女孩子该做的事,让我来吧!”说着我就挽起了衣袖。朱雷一把拉住:“我怎么可以让你受累?你听好了,只要我们在一起,我就决不能让你吃一丝一毫的苦,这是我爱你的原则!”我听话地把饭盒放了回去,但是朱雷没有看到,泪水已经从我的脸庞悄然滑落——人幸福极了,就容易哭。
  
  和所有初涉爱河的人一样,我们也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而争吵。那天有舞会,我一直是当晚的一个亮点。但从礼堂出来之后,自己的心情就变得不好起来,冲朱雷发了火。若是平时,朱雷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安慰我,哄我开心,可那天,朱雷大约是觉得如果爱情需要他这样时时去维护的话,那么这样的爱一定是脆弱的。那天晚上,他没有再迁就我的“坏脾气”。
  
  其实,我晚上回去之后就后悔了,但碍于女孩子的自尊,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。而朱雷也不愿意再一次低头。隔膜在冷战中越来越深。我认为我们的爱情死了,再也不会有了。于是,分手成了必然。
  
  新学期开始了,在爸爸的鼓励下,我参加了北京申奥的英语大赛,得了第一名。我渐渐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,选择了用努力工作来调整自己的心情。199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,我到中央电视台《艺苑风景线》栏目担任主持人。朱雷也于同年毕业进了北京电视台,做了一名电视节目编导。我们俩虽然都没有再问起过彼此的消息,但是都很清楚对方的一举一动。
  
  1995年,我远赴美国留学。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,我遇上了一位金发碧眼的人,这个人给了我爱,还给了我婚姻。转年,我携夫回国加盟凤凰卫视,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辉煌。这时候,我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。1999年,我将自己从“围城”里解放了出来。
  
  2002年一个夏日的午后,在隔了9年之后,我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,我们约好了半个小时之后在一家酒店的大堂见面。那年夏天流行皮拖,我就穿了一双皮拖,衣服好像是一条短裙,挺学生气的一副样子。相反,那天他穿得比较成熟,在这之前,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穿过。那次见面的感觉,就好像我们是几天没见面的同学一样。然后,我们又以恋人的身份去见了双方的父母。我的内心很受震动,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事,我们又牵手在一起。
  
  我想明白了,时间改变的只是时间本身,13岁相识,18岁相爱,21岁分开,直到此时,什么都不曾改变。
  
  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,我们在香港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登记结婚。我们当天举行了一个简单到连登记官在内才只有5个人的婚礼,两个人结婚,两个朋友在边上见礼,一位长者负责登记证婚,这像极了儿时的“过家家”。但我们心里明白,这是无比神圣的一场爱情,我们是认真的。
  
  婚后10年,我们一直把家安在北京,因为我觉得我永远是走在回家路上的人。在香港我没有什么感觉,只是觉得那是我工作的地方。北京就不同了,这个环境是我熟悉的,能融入这里的生活,想吃什么立刻就知道到哪里去找,想谈什么事也知道到哪里找人。
  
  10年来,朱雷用他的关怀疼爱着我,努力把这个家打理得温馨甜蜜。他说:“家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归宿和依赖。”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以前那样,给我一份心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