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文章阅读网
当前位置: 主页>亲情文章> 我的疯娘痴爹

我的疯娘痴爹

时间:2019-07-09 来源:admin 点击:

  戴亮是上海汽车集团销售主管,在上海闸北区一家茶馆里,他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爱情故事——
  
  母亲被强迫出嫁时
  
  声声泣血叫着父亲的名字疯了
  
 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,那里与俄罗斯一河之隔。父亲是上海人,叫戴建国。1970年,他初中一毕业,便作为知青上山下乡,去了黑龙江省逊克县农村插队。不仅自己去了,他还自任“团长”,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八十多人的“赴北兵团”。
  
  那个叫“边疆公社下套子屯”的地方土地贫瘠,条件极端恶劣。一群上海小青年,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,特别辛苦。可是同样的活,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“轻松”,他要锄的地,总有人帮着他锄完;他要轧的农作物,也有人帮着他轧完。谁在暗暗帮忙,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,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。而这位程玉凤,也就是十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。
  
  这份纯真的爱,先天就有距离。但是劳作的辛苦、离家的孤单,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,让我父亲没有拒绝。父亲与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,村子里闹腾开了。对我外公外婆来说,他们只有一个闺女,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?他们还担心,戴建国从上海来,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,那女儿怎么办?于是,1971年冬天,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,他们决定把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。
  
  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,母亲誓死不从,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。外婆束手无策,便说家里收了人家三百元钱聘金,如果你不嫁,就找上海人要三百元钱退给人家。这番话,让母亲看到了希望。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,找到邮局发电报给父亲,要父亲速寄三百元钱为她赎身。
  
  如果父亲相信了这一切,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,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。可是父亲没有。也许是父亲对这电报半信半疑,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,根本弄不到三百元钱,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。总之,父亲接到了电报没有寄钱,也没有回复。
  
  这可害苦了母亲。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,从早晨站到晚上,等父亲的身影出现,一直到了男方迎亲的日子,母亲什么也没有等到。
  
  母亲心如死灰。出嫁前夜,她逃出了家门。外公外婆急坏了,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。大雪漫天纷飞,母亲又饥又冷,不知跑了多远,终于再无气力,昏倒在地。天亮了,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,她已冻得半死。
  
  即便这样,婚事也没延期。为防她再次出逃,外公外婆将她绑了,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。一路上,母亲一声声哭喊:“戴建国,我被卖了,卖给别人当媳妇了……戴建国,快回来救我呀!你不救我谁救我呀……”路有多长,母亲就哭了多久。最后,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,母亲突然口吐鲜血,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。母亲就这样疯了。
  
  留下来娶她
  
  是男人就别无选择
  
  第二年春,父亲回到下套子屯。母亲已经疯了,事情无法逆转。父亲打听到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,他想尽办法好不容易进了病房探望,但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。到了1975年上半年,当地学校招考教师,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。
  
  而此时,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。母亲回到娘家,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。因为父亲去村小学上课,会经过母亲的娘家,常会看到她。起初,她蓄着长辫,疯劲一来,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。后来,她被家人剃了光头。春天里,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。见到人,她要不就是傻笑,要不就是狂吐唾沫。
  
  1978年,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。上海家中,爷爷奶奶也一个月来好几封信催促父亲回城,几经犹豫后他还是决定走。
  
  那天一大早,父亲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,再转火车回上海。谁知,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,却惊讶地看到,平日疯疯癫癫的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,不哭,不笑,不闹,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,任由他从自己身边走过。父亲的脚步,哪里还迈得动?
  
  为了安慰她受伤害的心,也为了自己的良心,父亲最终选择留下来。课余时间,他开始主动往母亲家里跑。说来奇怪,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,再见到父亲,母亲就会安静许多。父亲开口说话,她就不打不闹,安稳地坐着听。母亲的这些微小变化,让父亲看到了希望。到1979年上半年,他终于下定了决心:娶她为妻。
  
  无论对于谁,这都是一场地震。听说父亲要上门来提亲,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,怎么卷也合不了口,外婆先是瞪大眼,继而嚎啕大哭。而上海这边,爷爷奶奶、叔叔伯伯都在骂:“你是不是也疯了?”父亲不管这一切。
  
  1979年10月1日,父亲二十七岁生日这一天,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母亲的结婚证书。当晚,父亲拿结婚证给母亲看:“小凤,我们结婚了。”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“程玉凤”三个字,抬起头,望着父亲,似乎在问:“这是我吗?”父亲点点头,一字一句地说:“是的,是你的名字,我媳妇的名字。”母亲便笑。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,抱着它睡觉,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。
  
  三天后,外公外婆请親友喝喜酒,母亲一点儿也不闹。大家感叹不已:“爱,还真是一帖良药啊!”
  
  疯妻不可弃
  
  打也好骂也好都得忍着
  
  可惜,母亲病情的好转只是假象。婚后没几天,母亲疯态复萌。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,转眼间就成了母亲手中的碎片。睡梦中,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,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,一摸,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。满脸伤痕,第二天如何面对学生?父亲发愁,却不忍责怪母亲,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,嘴里声声叫着“建国”、“建国”……没办法,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,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。
  
  1980年,母亲生下了我。母爱太伟大了!不管母亲怎样疯癫,她从不伤害我半点,从没误过给我喂奶。1981年,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,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,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,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辑。
  
  有人开始劝父亲,考虑到你的脸面,就让小凤随她父母生活吧。父亲摇头:“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?她是为我而疯的,我哪有嫌弃她的道理?”母亲进城,真给我父亲带来不少麻烦。许多时间,母亲仍在她的混沌世界里挣扎。父亲第三次荣获全国新闻奖那天,单位同事一块庆祝,他多喝了几杯,几个女同事怕他醉酒,便送他回家。远远地,大家看到母亲倚在门边,正望着父亲回家的路。待走近,才发现她目光空洞、浑浊,却又闪着凶光。
  
  不好,小凤又发病了!父亲酒醒了大半,忙过去搂她进屋,可母亲不从。她厮打着父亲,口里“哇哇”叫着,又突然抄起石块,追打起父亲的女同事来。父亲又急又羞,只得死死抱住母亲,任她在自己身上发泄疯劲。
  
  1997年,上海的老家出现变故。姑姑下岗,伯父被查出尿毒症,年过八旬的奶奶也需要人照顾。父亲决定回上海。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,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。他们说:“建国,你是好人,小凤的情况也好了许多,就让她留在这边吧!她拖累了你近三十年了,已是仁至義尽。离开她,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,我们一点也不怪你。”
  
  父亲摇头:“不行,小凤离不开我,我也离不开她了。何况,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,我相信,在上海生活,她能更快地好起来。”
  
  1997年8月,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上海。
  
  疯梦一朝醒
  
  白发我家翁媪
  
  到上海后,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。我们稍不注意,她就会溜出门去,在街头盲目地寻找着什么。
  
  这可苦了父亲。每次母亲不见了,他就只能蹬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。有一次,不知母亲是坐地铁、公交还是走路,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。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,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,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。父亲奔跑过去,一把将我母亲搂到怀中:“小凤,小凤,你还在,你还没丢……”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,父亲笑着笑着就大哭了起来。
  
  此后,父亲再不敢大意,请了保姆专门看护母亲。回上海之后,父亲入职闸北有线电视台,先当记者,后做编导,再后来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。我大学毕业后,2001年进入上海汽车集团工作。2007年,我与小玉结了婚;次年,我们的孩子出生了。
  
  至此,对于我们这个家,可以说,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,美好明天正在招手。但是,遗憾仍然有,母亲尚未完全走出混沌世界,仍在清醒与迷糊之间挣扎。
  
  因为父亲三十来年泣血守望,这一天,终于还是来了。2010年10月22日下午,父亲说一家人好久没去黄浦江边走走了,于是牵着母亲的手前往外滩。
  
  到外滩时,正是黄昏,太阳的余晖涂抹在钟楼、涂抹在黄浦江上,遍江满城,温暖着人们的心情。我们挑了一个面对江景的餐馆吃饭。父亲兴起,提出喝点儿酒。服务生便给我们父子摆了两个酒盏。不想,母亲望望两个酒盏,再次将目光紧盯着父亲。父亲一阵惊喜:“小凤,你也想喝点?”天啊!母亲竟点了点头。
  
  父亲叫服务员迅速加盏,迅速倒酒,一家人将酒杯碰到了一起,包括母亲。看父母一头银发,想着他们三十多年的爱情与沧桑,恍惚间,我记起“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”的句子,热泪盈眶。
  
  “爸爸妈妈,这些年你们受苦了!”我站起来,举起杯,端向父亲母亲。
  
  就在这一刻,我突然听到:“儿子……谢谢你!”谁的声音?妈妈的声音!妈妈清醒了?就这样醒了?
  
  巨大的幸福有如黄浦江之水突起风浪,我与父亲几乎同时抱紧母亲,任泪水尽情流淌在上海的这个金灿灿的黄昏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