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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有关父亲的爱与痛

时间:2020-01-03 来源:admin 点击:

  我在家里是老小。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。
  
 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,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对我特别关爱。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“热血青年”,有西北男人的豪爽,时常也爱喝点酒,脾气当然也不小,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。但是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。
  
  小学开始学写作文,我那时候很痛苦——那个年代的孩子既没有学前班,也没有在课外积累多少词汇量,刚学会认字就要被逼着写文章,所以个个抓耳挠腮。
  
  咬着牙写了几篇,都被老师判了很低的分,这让我很没有自信。父亲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援手。
  
  有一天,他走过来,说:“这样吧,我来说,你来写,但是写完了一定要告诉老师:‘这是我父亲帮我写的。’”于是,由父亲口述、我来落笔的一篇作文就这样诞生了。
  
  当然中间有些内容也是父亲问了我的想法后组织语言而成的。出于小小的虚荣心,交作业的时候,我并没有向老师特别声明这篇作文是父亲代写的。
  
  等到作文批改完毕,老师表扬了我,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作文朗读了一遍。从那以后,我似乎找到一点写作文的信心。
  
  之后父亲又辅导我写过好几篇作文,只不过他有意识地减少了“参与度”。再后来,他只是偶尔给我一点指点,基本上由我自己来写。奇妙的是,从那以后,我的作文越写越有感觉,高考时我的作文还拿了高分。
  
  多年后,我告诉父亲:“当时我并没有向老师说明那篇作文是您帮我写的。”父亲听了后说:“当时帮你写是为了帮你建立自信心,让你相信‘我能写出来这东西’,不过你不告诉老师实情是不对的。”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我,脸红到了脖子。在我眼里,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,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,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。
  
  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了北京,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。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,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,但从未间断过。等我调到了央视,开始做一个“电视人”以后,已经退休的老人家经常给我打电话,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。
  
  那个时候,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,但还在坚持上课——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。在文史方面,父亲是一个杂家。新中国建立前,他在西北大学专修中文和历史,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,知识面非常广。
  
  在我的记忆中,没有父亲不知道的事情,乃至我到了央视后,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,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。
  
  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,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。在家里,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,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,甚至还会引吭高歌,用俄语唱上两句。
  
  另外,父亲喜爱戏剧,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“票友”级别,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,达到“发烧”级了。
  
 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,兰州话叫“大话悬(喧)天”。他热爱生活,炒得一手好菜。到现在为止,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。
  
  他爱喝两盅,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,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。即便是那样,只要有条件,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,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。
  
  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,70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,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五泉山。2000年,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,我立刻飞回兰州。
  
  大夫告诉我,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,一个主要血管堵了,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,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,目前没有生命危险,但要做介入手术,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。在今天,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了,可是在2000年、在我的老家兰州,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。
  
  慎重起见,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。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,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,先静养十几天,把状况稳定住,然后再做手术。
  
  在那之后的近一个月,我基本上就是在兰州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。1个月后,北京的大夫如约赶到兰州,给父亲做了支架手术。
  
  手术当天,我坐在手术室外面一间监控室里,那里有一台电脑,屏幕上可以看到手术的全过程。当支架成功放入时,电脑屏幕上瞬间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粗细不一的血管,仿佛一条条蔓延滋生出的树枝,最终形成了一棵大树的图案。那图像就像一棵在黑夜里被忽然点亮的圣诞树,美丽至极。
  
  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。全家人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。但也就是在那一刻,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危机感,我才真正意识到:父亲是这个家的灵魂人物,是顶梁柱,是我们的天。我的母亲很早就没有工作了,而我的大哥由于身体状况不佳,多年一直跟二老在一起生活。
  
  平时,我们其他3个孩子不在兰州居住,父亲、母亲还有大哥3个人相依为命。家里的一切都完全依赖父亲,不光是物质上,更是精神上。父亲这次突发心脏病,拉响了我们家庭的警报,也让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地意识到,父母有一天会离我而去。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。
  
  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,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平稳,还经常到兰州大学的校园里走一走,饮食也比较清淡。每次我打电话询问,他总是说:“我感觉很好!”但我总是放心不下,因为当初大夫提醒过:心脏病,特别是心肌梗塞最怕的就是复发,而且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的危险几率大几倍。很不幸,我的担心在4年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。
  
  2004年的7月30日,我在家中接到二哥从兰州打来的电话,说老爷子住院了。二哥说:“今天早上我看他有点喘不上气儿,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。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了。医生说要赶紧住院。初步诊断是由于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。医生说情况不太好。”我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,安排了当晚节目的替班,然后直奔飞机场。等着登机的时候,我打电话给了父亲。
  
  电话那头,父亲的声音依然洪亮,他说:“没事儿!我就是有点感冒,估计是肠胃感冒。没问题,过两天就好了,没那么严重。”我说:“不管怎么说,我回去一趟吧,您先在医院静养,好好检查一下。您等我回来。”没有想到,这竟是这一生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。
  
 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的时候,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。刚把手机打开,电话就打了进来。“到了吗?赶紧的,老爷子不行了。”电话那头慌张地说着。我不敢相信:“哪有那么严重?我上飞机前还和老头说话呢,怎么可能?!”那边说:“你赶紧来吧!已经昏迷了好几次了!”中川机场离兰州市区有70多公里,路上要走1个多小时,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9点了。
  
  走进病房,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,双目紧闭,微微开启的双唇透着绛紫色。我走上前,一把抓住他的手,嘴贴近父亲的耳朵说:“爸,我回来了,您放心,没问题的。”父亲没有回应。旁边的医生说:“已经昏迷了。”
  
  就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,我忽然感觉到父亲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,就仿佛是在告诉我,他知道我回来了。医生们很快开始组织抢救,利用这段时间我了解到,父亲几天前患了感冒,但老人家没有当回事,觉得扛两天就好了。
  
  结果,感冒非但没好,反而导致肺部感染。由于他的心脏功能本来就不好,肺部感染连累了心脏,心脏超负荷工作造成了心肺间恶性循环,最后出现心肺衰竭。20分钟后,医生们的抢救以失败告终,父亲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试图忍住悲伤,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现实。但一分钟后,我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。我从省人民医院的二楼病房冲下来,跑到院子中间的一个花坛旁,蹲下来,双手掩面,开始号啕大哭起来。男人哭起来有的时候会很难听。我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有没有那么难听地哭过,反正在兰州那个仲夏的夜晚,我哭得撕心裂肺。
  
  父亲走得如此突然,从情感上我实在无法接受。一个陪伴了我40多年、我最亲爱的人就这样猛然间离我而去,中间没有任何过程的铺垫和心理的准备,几个小时前还在电话里朗朗地跟我说着话,而几个小时后就没有了目光和语言的交流,我们就这样冰冷地告别了,或者准确地说,没有告别,他就离开了我。我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  
  办完了丧事后,我决定接上母亲和大哥到北京跟我一起住,由我来照顾他们。我对他们说:“我带你们上北京。兰州你们已经住不下去了,因为老父亲不在了,你们在这儿生活没人照顾你们。”于是,就在父亲去世1个月之后,我带着快80岁的老母亲和60多岁的大哥搬到了北京。
  
  爸爸走了,走得既坚强又潇洒。在他弥留之际,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。没有温度,没有力量,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,我知道,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。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:“明天我要吃一碗揪面片。”
  
  爸爸真的走了,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,他那矫健的步伐,挺直的腰板;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;妈妈的身边,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、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,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:“小虎,今儿个的节目很好,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……”
  
  我爱我的父亲,我会永远怀念您——天水之间的水天明。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,更是因为他,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。